释星云（1927年8月19日－），俗名李国深，法号悟彻，其信徒常称之为星云大师。江苏扬州人，12岁于南京栖霞寺礼志开上人出家，是临济宗第48代传人。1945年入栖霞律学院修学佛法。1949年春，组织僧侣救护队来台湾。1967年创建佛光山，并出任佛光山寺第一、二、三任住持。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心中的感念便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忍的习惯。
1949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漂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正信佛教不发达，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不惜将些微稿费拿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饥挨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点以上的路程，到各处讲经说法，将饭钱、车费节省下来，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早年因为没得东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觉得好吃。近年来，吃的东西很多，我十分珍惜这份福报，所以不管是汤面、拌面，干饭、稀饭，米粉、冬粉，水饺、包子，虽然不一定觉得好吃，但我一概来者不拒。有时候看到徒众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一道菜，为了嘉勉他们的辛劳，即使不甚好吃，我也会随意称赞某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众未能善体我心，甚至误解人意，有时候一月半月每天都会吃到同一道菜。问他们是何原因，他们总说是随顺我的喜好，真是令我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说一句“不喜欢吃”，怎样我也不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
有一回在外地讲经，天气突然变冷，有位弟子为我买了一件毛衣，我连说：“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赞美他的体贴用心。没想到日后大家都说我喜欢穿厚的衣服，从此尽管天气转热，侍者也依旧为我准备厚的卫生衣、厚的罗汉褂，乃至特地定制厚的长衫大袍。我向来不忍拂逆别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浃背之苦了。
所谓“忍”，忍寒忍热，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饥忍渴，也不算难；忍苦忍恼，还能勉力通过；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气，就大为不易。但是，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学佛，深知相互缘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为什么不能依教奉行呢？
回顾我这一生，自从拥有电话以来，真可说是不堪其扰。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从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我尽管心中也在责怪他们不知体谅别人，不预先算好时差，但是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而自己却赔上一夜的睡眠。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净，即便在白天，也还得六根互用，手脚并行。在我的法堂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徒众，七嘴八舌地和我讨论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顾后，还必须左右逢源，唯恐忽略了哪一个人。有时大家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还得居中斡旋调处，几个小时下来，真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
数十年来，佛光山大小道场几乎都是在我的手中建立起来的，完成以后，即刻交给弟子们管理，里面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都蕴含着我多年来的经验与理念。但是弟子上任以后，既未能善体我意，又不前来请示缘由，就轻易地改隔间、挖墙壁，甚至换佛像、更制度，当我再度前往巡视时，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担任住持的弟子还在一旁问我：“改得好不好？”我一向不喜欢否定别人，即使心中不以为然，也只有说“好”。虽是多少忍耐点滴在心头，但我这一声“好”，休却了多少麻烦，给予人多少欢喜，泯除了多少代沟的问题，说来还是颇为值得的。
我有出家弟子千余人、在家信徒百余万，但是他们高兴时不会想到来找我，一旦上门，必定是有了烦恼，我再忙再累，也只得“恒顺众生”，予以接见、倾听、安慰、鼓励。也有弟子对我说：“师父，你只叫我们忍耐，难道除了忍耐，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确实，我一生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力量，就是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