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开始的时间是建国初期，地点是西南地区某乡村。有一户人家，家境殷实，在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当时女主人已离世。男主人时年39岁，家里本有一个5岁的女儿。这位年近不惑的男人，为人慷慨，乐善好施。村里有一位40岁出头的男人，是他的堂哥，也丧偶多年，独自拉扯一个已21岁的儿子长大成人。尽管此父子二人在当地属于佃户，一贫如洗，不过富裕的堂弟多年来一直接济他们。尤其是这个堂侄儿，也是本文的主人公，尽管自年少起，他就在堂叔家做工，但受到的待遇和主人差别不大，经常被佣人当做主人一样照顾，也时常住在堂叔家。所以，爷俩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实际过得相对不差。土|改刚开始不久后，主人公的父亲病逝。为人十分精明的主人公一心想“翻身做主”，便开始着手向土|改工作队，检举、揭发昔日“罪行累累的地主”，以便于自己可能有机会担任一定的干部职务。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昧着良心去举报一直以来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堂叔。
其实，按照当时的政策，只需要把那位善人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即可，因为他在当地有口皆碑，不是那种长年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血债累累的恶霸。不过，利欲熏心的堂侄，勾结了一位干部，开始编织罪名给堂叔，把他打成“地主恶霸”，并把他关押起来。审讯期间，堂叔自然拒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堂侄主动去承揽审讯工作，当然，他并未和堂叔面对面接触，而是在幕后指使几个本来是外乡流浪汉的人充当“ 革命积极分子”，对叔叔大施酷刑，逼迫其认罪。可怜的善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最终违心地“供认不讳”。不久，他被送到市里，在公判大会宣判后，被枪决了。随后，他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类似于其家乡所在村的村副主任一职。
堂侄在这一天，因事去县里。在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里，他无意中遇到了一个会占卜的男人。他求对方为自己测算一下，自己今后的仕途运如何。男人经过一番测算，告知：“你最好不要再去争取更高的职务了，否则，恕我直言，小心有祸。”他听后，尽管嘴上没有提出异议，但心里却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还年轻，政绩也有，还大有机会，何况乡里的一位领导也比较赏识自己。回到家后，他和自己的老婆以及两个要好的表弟谈了算命先生的话以及自己听后的内心感受。没过多久，主人公再次如愿以偿地被安排到当地乡政府某站任职。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之前他得罪过的人向上级写了一封检举信，说他是“地主的后代”，是“ 人民的敌人”，还诬告他在土|改时还私藏了一些本该上交的金银首饰。结果，尽管上级没有追究他其它的责任，不过也免去了他一切职务。从此，他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1963年的一天，他在县里再次遇到那个会占卜的男人。男人将他拉到一旁，主动说道：“你不听话，一定要向上爬。但是，别怪我话不中听，今后你恐怕还会遇到一些大事。相信我的话，尽快去被你伤得最深的那个人的坟前，去祭拜他，并诚心悔过。那个人对你有恩，是谁你自己清楚。这样的话，或许日后，你的处境还不至于那么惨。”三年后，文|革爆发。1966年底，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在公社的一个废弃的房屋里，里面阴冷、潮湿。负责审问的人，逼迫他承认自己当年被举报的“私藏没收的地主金银”的问题，以及和“地主堂叔”的一系列“反动行径”。面对这些子虚乌有的指控，他百口莫辩。但是，等待他的是比他当年发明的针对堂叔的更加残酷无比的、逼他“认罪”的刑罚。除此之外，还有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改。
1967年春，他的两个表弟去探望他，发现他精神萎靡，骨瘦如柴。据看守的人说，主人公时常在夜里，类似于精神病一样，跪在地上，对着空气叫道：“堂叔，我错了，求您饶了我。堂叔，您别吓唬我啊。”在关押期间，他也交代了曾经迫害堂叔的种种行径和自己内心的动机，并说明堂叔绝不是罪大恶极的人，而是村里有名的善人。但是，也许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堂叔也没有因此而被平反。1967年6月，他不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趁着看守不注意，自缢身亡……他死后，人们再联想到当年主人公的堂叔被迫害、折磨直到被错杀的经历，私下都感慨不已。一报还一报，因果不虚。当年他诬陷自己的堂叔，施于酷刑，以至于堂叔冤死，时隔多年，他被人诬陷，痛苦和折磨更甚，选择自杀。没有因，就没有果，一切都是贪心和没有感恩心的结果。原本堂叔于他有恩，又是亲人，按理应该报答，但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恩将仇报，不惜污蔑自己的亲人，这样忘恩负义，不可能有好果子吃。感恩之心离财富最近，也离成功最近，这也是为什么孝顺的人更容易富足和成功，是因为孝子心存感恩，才会孝敬父母。会感恩父母的人，也通常会感恩其他人。而文中的堂侄，不仅缺感恩心，甚至心思歹毒自私，手段用尽，却怎么逃得过因果，最终也只能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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