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税务网今天消息，6月15日上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在前期做好统一思想、顶层设计、动员部署等工作的基础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及计划单列市国税局、地税局合并且统一挂牌，标志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迈出阶段性关键一步。
根据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总体安排，税务系统机构改革将按照先挂牌再“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先把省局改革做稳妥再扎实推进市局及县局改革、先合并国税地税机构再划转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的顺序推进。此次省级新税务局挂牌后，在7月底前，市、县级税务局将逐级分步完成集中办公、新机构挂牌等改革事项。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公告，提到新税务机构挂牌后启用新的行政、业务印章，启用新的税收票证式样和发票监制章，启用新的税务检查证件。此前地方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税收检查证件2018年12月31日之前可以继续使用。
这一改革可能还需要继续向地方推进。不过可以确认，这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已经正式落地，中国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事实上已被新的征管体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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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1994，税制分水岭
改革开放前，我国财税大体实行“统收统支”的制度，辅有小有改动的分类分成或总额分成。
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则开始实行“包干制”——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一脉相承：“承包”是那时的改革主调。
这种包税制下，税收由地方负责征缴，再上缴中央。在财政大包干、比例分成等方案中不断调整，央地分税比例一省一议，地方有很大的谈判空间。
当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不掌握征税的具体信息，地方通过减免税收、虚报亏损等机制截留中央的税款，致使中央财力不足，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1980年代中期“能源交通基金”，1989年的“预算调节基金”，都是为了维持中央财政正常运转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此外，在这一体制下，地方出现十分突出的重复建设、结构失调、地区封锁、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包税制对于1993年的严重经济过热，也难辞其咎。
也是1993年，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全线吃紧：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而此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没有地方能挤出钱来。
鉴于这种现状，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1994年正式实施的分税制在两个层面做了改变：
一是全国实施同样的税收分成规则，分为消费税、营业税等央地各自的独享税种和增值税等央地分享税种；
二是征管体制划分为国税和地税，各自负责征收独享的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重要的分享税种视情况分别划为国税和地税征收。这种体制安排，既保证了中央的税源，也在征管体制上保证了中央的重要税源不会被地方截留。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22%上升至目前的45%左右。
弊端：央地财事权错配、两套系统浪费资源
但是，分税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央地财事权的错配，地方的财权从1993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55%左右，但事权却从1993年的72%先降后升至现在的85%左右，其中30%左右的支出缺额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煜辉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
财事权错配使得地方有很强的动力去另辟财源，在非税收入，如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如土地出让金）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发力。
在税收增长乏力时，地方会屡征“过头税”，即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把来年、后年甚至是以后更多年份的税收提前征收（时间上的过头）和收一些不该收的税，或者提高税率，随意罚款等，包括将国家的减免税费政策打折扣，以及包括巧立名目增设新的收费项目，或者在已经实施的收费项目中过度监管和过度活动（幅度上的过头）。
为此，财政部等中央部委不得不多年强调不得收“过头税”，防止出现虚增非税收入等情况。这些路径要么提高了全社会的实际税负，要么令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上升，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管理中较为棘手的问题，令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另外，在分税制条件下，办理税务登记是两套系统，违规处理也是两套系统，增加了纳税人负担。
据公众号“侠客岛”报道，在分税制背景下，纳税人为了履行纳税义务所需要支出的成本大大上升。比如，一个企业缴纳增值税需要到国家税务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就要到地方税务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地税的信息系统不兼容以及沟通协调不畅等问题，纳税人需要向国税、地税重复报送涉税资料，接受两个机构的税务检查等，遵从成本比较高。
另外，还有委托代征等问题，效率不高，也存在税收征管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说此前营业税是地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为75%和25%，统一由国税部门征收。但是，国税征收还需要依赖地税的协助，这就形成委托代征，导致效果大打折扣。虽然也有联合办税等举措，但一线从业人员表示，“谁主导、谁从属”的问题解决不好，很容易出现打架的情况，而在合并后，这一现象将改变。
契机：营改增、征管电子化、以自然人纳税人为征管对象
此外，形势也在不断地变化。过去十几年税收体制有两个较大的变化：
一是营改增，地方政府最大的税种被增值税合并，地税负责征收税额大幅降低；
二是税收征管系统的完善与电子化，增值税等税种完全实施税控开票，尤其是金税三期的实施，可以完成全部的税收、非税收入、社保等的征缴，通过一套系统掌握绝大多数税收信息，消除了信息不对称。
因此，从技术上讲，地税已经没有设立之初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在税种上，中央和地方依然可以保持目前的分税制格局，但征管上不再需要国税地税两套系统，两者合并是水到渠成。
而从未来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我们要推动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需要以自然人纳税人为征管对象。由于自然人在全国流动，也会有跨区域的收入来源，这将对全国统一的数据库、信息系统建设以及征管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地税合并对于提高征管效率的意义也更为重要。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挑战。在国地税并存时，地方以自己负责征收的税收减免作为优惠条件来招商引资，以此形成地区间的竞争格局。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国地税合并之后，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的自由度会如何变化，成了影响地区间竞争的重要变量，这一方面，也值得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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